很遗憾,年英教授今天发布的五本新书我都没有机会拜读,只有《河畔老屋》的初稿在八、九年前读过。那时我在北京,是年英教授发到我邮箱里的。在我的记忆中,他是用倒述的方式写的,从河畔边的新屋写起,寻根溯源引出一幢又一幢老屋的历史,描画一幅既是主人公的、也是侗民族的、甚至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和现实的全景画。其文字行云流水,其情感真实厚重,其思想内涵深刻而博大,很受震撼。我深信初稿又历经了八、九年时光的砥砺磨炼,今天新的《河畔老屋》肯定会有更令人惊喜的跃进。
 既然没有读那五本新书,应该没有发言的资格,但请柬上又分明要求准备十分钟的发言,那我只好谈谈已阅读过的年英教授作品的一点感触吧。
 几千年來,侗民族在与大自然长期的相争相合中,对大自然、对生命和人际族群关系有了自己最朴素的理解与寄托，他们最终将这些理解和寄托溶化成独特的风情习俗,成就为侗 良好生存环境建设的不可缺少,但却很少有人看到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社会也同等重要”在年英教授看來,侗文化和其它少数民族文化虽是少数的文化,但也是多文化中的一种,因此他义无反顾地为这些少数的文化去写作,去为它们在浩瀚的文化历史中去争一个生存的角落。为此他不仅写侗族,还写下了《雷公山下的苗家》和《寻访且兰故都》等著述。他也曾在“自序”的结尾处向白己发问：“这样的写作,有意义吗？”随即他又自答道：“我不知道。但如果假我时日,我还将为故乡而写作。”这话很给人有一种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感觉,也让我进一层地理解年英教授为什么总用“一个人的文学世界”自慰了。
 年英教授有一个观点：“文学最后的较量不在形式,不在技巧,而只在思想。”他认为这思想应该是文学作品本身所反映的思想,与政治家的思想不是一回事。如果让文学去诠释或图解政治家的思想,那文学就成了巴儿狗、应声虫,至多成为一种瞬间消失的时尚。基于年英教授的情感太复杂,我真的无法说清那份复杂情感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一种思想,但我能从他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时代气息的笔触中,探察到那份痛苦与悲壮、责任与担当、沉重与邃远。也许正如此,韩少功先生才说：“潘年英的小说是哀伤的流水,温暖的夕阳,思恋的野草和山间的小路。当一幕幕时尚流逝之后,当一局局争夺了结之后,这样的小说还将默默地与人们一道远行。”这一评价很是了不得。
  年英教授的家在贵州天柱县的盘杠,我去过两次。那是一个群山环抱交通闭塞的小小山寨,只有三十來户人家。年英教授却细细解剖了小小盘村的现实,并加以想像升华超越,让我们沉浸在一个深远的境界中,感受到一种刻骨力量的同时,又领畧到他作品的大气。
  我深信,他这五本新书定会超越他的前作,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欣喜和收获！谢谢大家。